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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润下的味道是咸，火炎上的味道是苦，木可曲直的味道是酸，金可熔炼的味道是辛，土生百谷的味道是甘。

（《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十一）作为政治集团，他们得到宋仁宗支持而发动了庆历新政，推动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革新。其二，主要经典体系不同。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师道兴起，其实是在儒家士人追求实现天下之道与君主帝王现实争霸的紧张中产生的。如陈荣捷在《朱子新探索》中认为，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首次提出道统概念。胡瑗对师道复兴与创通经义之间的关系有明确认识，他在《洪范口义》中释八政之师云:师者，师保之师也，夫能探天下之术，论圣人之道。范仲淹进一步提出：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充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四书作为民间士人的讲学记录，突显出儒家士人希望在政教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求，弘扬的是士人的师道精神。

为什么唐宋变革以来，儒者开始将周孔之教转型为孔孟之道？这不仅是一个名称表述的差别，其背后正是政教形态转型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士大夫集团总是将振兴师道作为新政的根本，其核心人物范仲淹认为当时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教化（《上时相议制举书》），即由于师道不存导致了士风衰退、吏治败坏。《中庸》说: 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明皇注以‘敬事宗庙为说，更非经旨。11此义根据后文董鼎的说法，即人肖像天地而生。董鼎认为，这就是孝为天经、地义、民行的真正含义。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

既然对于这一点各家无异议，那么，邢昺疏的特别之处就并不在此，而是在他引用《说卦》对事父母之道与事天地之道的关系的阐发上。将仁感孝应论以图示的方式更为直观   地呈现出   来，就是下面的仁感孝应图: 仁感孝应图 二 孝是人对天地生生之仁心的切身感应，归属于天人感应的超越性经验。

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因为此句说的是明王之孝，所以唐明皇注引用《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之语来说明。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另外，在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下，唐文治注曰:郑君注:‘孝悌恭敬，民皆乐之。

这里的差别也可以如此来刻画:郑玄注是以因地之利的因来统则天之明的则，唐明皇注则是以则天之明的则来统因地之利的因。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40 【注释】 1范晔:《后汉书》卷64，中华书局，1965，第2104—2105页。盖以下文‘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当属泛说，此经与下紧相承接，亦当泛说。

可以看到，在与庶人章相一致这一点上，唐明皇注与郑玄注基本相同，但唐明皇注更强调孝行来自人的法则天地，或如邢昺所言，皆贵法则于天地。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2559页。

27马一浮:  《复性书院讲录》，载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第202页。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

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经地义一句引来。法天明以为常，因地利以行义。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王曰:善哉!(《春秋繁露·五行对》) 借助五行观念，董仲舒试图紧扣天经、地义来说孝，即试图关联于天地本身的性质来说孝:天道有父子之宜，故孝者天之经; 地道以顺为德行，故孝者地之义。在民是则之句下，郑玄注曰:  天有四时，地有高下，民居其间，当是而则之。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朱子语类》卷95载朱子语:‘感应二字有二义:以感对应而言，则彼感而此应;专于感而言，则感又兼应意，如感恩感德之类。此义也为唐明皇注所吸纳，但唐明皇注对文意的解释最终还是落在法则天地上。

30董鼎的这一解释在后来的儒学史上有较大影响，如唐文治说:贺氏长龄曰:‘民性之孝，原于天地。明字气象大，聪明睿智，无所不照;察则工夫细，文理密察，无所不周。

关于这一点，《朱子语类》中记载了多条问答，此处只引其中一条:‘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质言之，孝悌之至中的至只能被理解为统说，可释为到，即以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犹言孝悌之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37。由此可见，阮元认为邢昺疏中的孝悌之事当为孝悌之至，表明他并未真正理解邢昺的愿意。质言之，天地之性发而为慈爱恭顺，人得此天地之性发而为孝悌之行。

39这似乎也是一种灵验性解读，但其实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很显然，就天人之间可以交感而言，这一理解是将重心放在了天地神明对人(明王)的感应上，而不是相反。

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但《孝经》之章名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得天之性而为慈爱，得地之性而为恭顺。对这一句，郑玄以圣人用天四时、地利，顺治天下，下民皆乐之来解释，这是说圣人利用天时地利而使民得遂养父母之孝心。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说卦》云:‘坤为地为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则是事母之道通于地也。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16基于仁感孝应论，我们可以清晰地解释为什么反诸身不诚就不顺乎亲，因为反身而诚说的恰恰是天地以仁感人，顺乎亲说的恰恰是人以孝应之。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26可以想见，董仲舒论孝为天经、地义 之言在《孝经》诠释史 上必有传授。

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天地父母，同此气体之氤氲，斯同此性情之固结。